「作为东北人,我再也不把铁饭碗视作唯一希望。」

各色人类研究中心  2017-04-06

 

© DTE

 

「各色地域家庭故事」第 3 篇——

讲述者:古,生于黑龙江佳木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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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初恋遭到女友母亲极力反对,这发生在女友去过我家之后。我知道,家里的每一样摆设,都写满了来自上个世纪的寒酸,这让她心生恐惧。「我同事的女儿谈对象,人家给她买了一件几万块的貂,给她妈也买了一件。」母亲暗示着女儿。女友跟我分手时,我甩给她一句,「我会让你妈后悔的。」

愤怒过后,我理解她母亲的担忧。这是她基于人生经验的判断。东北人不相信穷鬼翻身的故事,也没有卧薪尝胆的魄力。人的命运,往往在第一份工作时,就已经被注定。而这份工作会把人带向何处,完全不取决于个人努力,而是单位效益,以及时代走向。

黑龙江佳木斯是东北的老工业基地。小时候,我心目中的富裕人家,是佳木斯发电厂的双职工家庭。佳木斯电厂前身是伪满洲电力株式会社,49 年之后,数次扩建,是东北最大的国企之一,员工规模数千人。有次电厂发年终奖,每个员工领了两千块钱,警察通勤车来了好几辆,开道护送职工下班。那是九十年代中期,我至今印象深刻。

厂区里有小学,中学,商店,文化宫,电影院,卫生所……厂子照管了员工生活的一切。我爷爷是发电厂的老员工,在锅炉房工作。我家住在电厂分给爷爷的家属院其中一间。我小学和初中,上的是发电子弟学校。

我从小在电厂厂区长大,但爸妈并不是电厂职工。我爷爷为了让二叔「不变成街上的盲流」,主动离退,让他接了自己的班。我爸一直学习成绩好,高中毕业后,赶上上山下乡,家里不想让他去,藏了他的户口本,他没报成名。他的同学上山下乡回来后,都进了电厂。他通过自谋出路,去了规模大概 300 人的汽车修配厂。我妈在发电厂下面的制氧厂,是发电厂大集体之外的「小集体」。虽然我妈单位名义上属于电厂,但收入和发电厂员工差别很大。

1993年,我上三年级。我妈工资每月 300 块。我爸厂子效益不好,工资比我妈还少。那时我爸抱怨家里天天吃炒豆芽,我妈呛他说,「你一个月就给家里 150,还要给你买条 20 的烟,你还想吃什么?」

我没觉得吃豆芽有什么不好。长期物质匮乏,让年幼的我学会了等待和忍耐。跟家人一起出门,我从来不主动要吃的,这一点像极了我妈。「不要给别人添麻烦。」这个信条由姥姥传给我妈,又被我继承下来。我们努力想成为最听话,表现最好的那个,然后被动地等待命运的安排。

我一直是电厂子弟小学最出色的学生,总是毫无悬念地考年级第一。小学一放学,同学们就跑出去疯玩,然后掐准时间,组团去我家抄作业。初中时,我妈还作为家长代表,在全校师生面前分享教育经验。我是当时家里唯一的好消息。

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,工厂倒闭接连不断,我的亲戚们也一个接一个回家。木材厂,纺织厂,亚洲最大的造纸厂,都无力继续维持运转。我舅妈在的木材厂,为了继续运作,动员员工集资,每人交三千块,交了可以继续上班。她没有交钱,就不去上班了。

我妈在的制氧厂也黄了。我妈和她的同事们转岗去电厂扫灰,也就是清洁工。每天四五点钟起来,在别人上班前把工作做完。晚上还要再去一次。直到 07 年退休,我妈还在扫灰,工资一千块出头。

97年左右,我爸第一次不上班了。厂没倒闭,他不算下岗,但厂里没钱发工资,于是让他们都回家。一年后,他重回厂里工作,代表工厂做甲方,全国各地考察设备。这是我记忆中,家里唯一经济宽裕的时候。在接下来的十几年,我爸把他走遍全国的经历说了又说。然而没过几年,厂子还是黄了,几百万卖给了个人,成了私企。我爸和很多员工一样,被一次性买断接近三十年的工龄,拿到一万块钱。

九十年代末,伴随着整个东北工业的颓势,我家也堕入城市底层。我目睹了这个过程持续数年,没有看到父母有任何挣扎,这让我莫名其妙地心情平静,好像在时代洪流中顺水而下,而这条河看不到尽头。不再工作后,我爸在家开过麻将馆,很长一段时间,我都伴着麻将碰撞的声音入睡。我爷爷退休后,也痴迷麻将,把不多的退休金在牌桌上输去大半。而我姑姑和叔叔都以为,爷爷的退休金用来贴补我家了。

成夜成夜地打麻将,喝酒,喝醉了骂街打架,所有回家的人都变得不知所措,不知怎样打发这种未被安排的生活。东北中老年人,很多都有心脑血管病,或者糖尿病,都是抽烟喝酒和不健康饮食所致。我一个舅舅,下岗后整天喝酒,没多久就瘫痪了。我爸也得过两次脑梗,常年高血压。但他看起来满不在乎,一边吃药,一边继续和朋友们狂吃痛饮,我劝不住。他们尽力挥霍着自己生命的样子,就像没有明天一样。

2000年,我考进了市里最好的高中,这个高中汇聚了全城的学霸和有钱人。这是些穿着上千块阿迪跑鞋的年轻人,而在之前十几年中,我甚至没意识到他们的存在。仿佛一夜之间,我看到了一个城市里贫富差异被拉大的样子,也更清楚地看清了自己家境的窘迫。我害怕跟同学出去玩,一直有没带够钱的焦虑。大家谈论名牌球鞋,我会自动变成隐形人。

我考上的高中同一年,电厂平房拆迁了。我家跟爷爷住的房子加起来,可以分个一百多平的大三居。但我大姑说,以后爷爷不跟我们住了,让我家分一个两居室,我爷爷分一个一居室。我妈说,他们让爷爷单独住,是为了以后她来分这个房子。在经济捉襟见肘的年代,这套楼房成了改变生活状态的唯一指望。我没预想到,它既改变了我们整个家庭的关系,也改变了我妈的精神状态。

当时拆迁房 650 一平,90 平,将近 6 万块,我家拿不出这笔钱。我妈去找爷爷,跟他说,之前你给过二叔多少,也给我们拿多少。他不承认给过二叔他们钱,就也没给我们钱。我家从我姥姥那边,拿了她多年积攒下的 3 万块,东拼西凑把这房买下了。

因为房子的事,家里氛围变得紧张。往年爷爷这边,是一大家子一起过元旦。那年,我大姑问我爸,今年元旦怎么过,我爸说,来家里过吧。他没意识到,现在我家跟爷爷已经分开住了。元旦早上,我爸妈买菜做菜忙了一上午,结果家里一直没来人。我爸给二叔打了个电话,他们说,在我爷爷一居室那边,已经吃完饭了。

我妈本来心里就窝火,这下脾气立刻上来了,跟我爸对骂。两人满口的生殖器,老祖宗。争执中,我妈挨了打。她特委屈,跑去我爷爷那里,对着一屋子的人大骂。我爸知道后,把我姥姥叫去我家,指着老太太就骂。意思是你骂我爸,我也骂你妈。

从那次爆发开始,我们过年就不在一起了。我和我爸去爷爷那边,我妈一个人去姥姥家。直到爷爷去世,关系也没有缓和。她不愿意在过节时跟爷爷这边强颜欢笑,只在自己心里,一次次演练跟我大姑理论的样子,但再也没得到机会当面解释过。我妈满心委屈,觉得没有从爷爷这边得到任何经济支持,还被当做挑起家庭矛盾的人。

这渐渐变成了我妈的一块心结。她反复跟我讲述自己的委屈,甚至梦里也在争吵。随着时间推移,她心情越来越苦闷,无法从看电视,出去逛街等娱乐生活中获得乐趣。她唯一能够专注投入的,就是炒股。她对金钱极度敏感焦灼,只有不断变化的数字,能刺激她接近麻木的神经。

08年全民炒股,我家把全部积蓄都投进了股市,损失了几万块钱,本钱几近腰斩。中间有一次,我爸在 QQ 上告诉我,我们家之前亏的钱都回来了。后来才知道,这次之后,投进去股本变大了,虽然有短暂的盈利,但等我过年回家的时候,亏损已成定局,一茬韭菜全被割了。我妈那几年老得特别快。

股灾之后,我爸妈尝试过各种打工。我爸被我二叔安排去电厂一个宾馆打更,也就是做夜间保安。干了两三年后,又去医院血站打更,春节期间也不休班。我妈给人刷过餐具,从早刷到晚,也去过干洗店。无论做什么,他们都没有拿到每月超过一千块。

我依然是家里唯一的好消息。我考上了重点大学,又被保送研究生,在我亲戚同辈中是唯一一个。毕业后,我进了一个在北京的航天部门研究所。家里亲戚们知道后,问我妈,找这个工作,你们花了多少钱?

在我家那边,已经没什么不花钱就能解决的稳定工作了。只有发电厂的烟囱还在冒烟,而周围的几个大国企,除了留下几幢家属院和破旧的厂房围墙,都已不见踪迹。当年进了不同工厂的父辈们,谁又比谁的能力差呢?不过是被命运摆布罢了。

我在北京央企呆到第六个年头,收入随着单位效益变好,翻了数倍。这是少数还可以单位分房的企业,按照资历,我只需再等一两年,就可以在单位附近获得只有市场价几分之一的房子。同事们大都住在附近,我常在食堂里看到已经退休的老员工。微信群里,看大家讨论着即将修建的重点小学分校,我突然感到窒息:我会在这里过一辈子吗?

我的工作是设计卫星上口径一米的相机。我想象有天离开这个体制,却发现连自己可以再做什么都不知道。互联网创业热火朝天,热钱在各种风口上来回翻滚,而这个地方,一切安排都看起来是一个政治任务。如果埋头工作,一切看起来紧张有序,进程清晰。只是这种稳定感,就像是体制在整个单位上空罩了一层结界。

在我看来,这不是一个稳定的结界,于是我终于硬着头皮冲了出去。我跑到一个创业的小公司,想要寻找不依附于任何体制的个人价值。

跟家里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,父母恐慌极了,他们想要来北京阻止我,觉得我要剥夺他们在家乡亲友面前唯一的荣耀。我说,体制一度给过我安全感,但他收回时,更是十倍残忍。我没法预知未来,但我想至少做一个挣扎过的人。

 

© Lonely Planet

 

小耳朵说:

古的家庭故事,是一部关于钱的冲突史,也是一幅东北衰退背景下的人物群像。

国企工厂曾是古一大家子依靠的大厦。衣食住行,工作教育,工厂照管了他们生活的一切。日子天天都是那样,单调,无奈,消耗生命。他们在体制的裹挟下,失去戒备,失去上进心,以至失去对生活的控制力。

「如此生活三十年,直到大厦崩塌。」正如万青乐队唱的那样,九十年代国企改革,古的家人们陆续失去工作。依附国企的后座力,给了他们重重一击。无力还手的他们,任由下岗,拆迁,以及之后的股灾,将自己拖进幽深的时代漩涡,堕入城市底层。

如今我们总强调个体,强调后天努力对个人的塑造,但心里都知道,没有谁能彻底摆脱环境与时代的刻印。这甚至像一种霸权。刚刚毕业后的古,也在惯性下选择了国企。

但工作六年后,他离开了体制。那份工作给了他体面的收入,满意的工作环境,他甚至有很大几率获得单位的福利分房。可这一切看似按部就班的稳定生活,总让他觉得失控。就像曾经包办一切的电厂突然凋敝,一套房子使得熟悉的家人变得陌生。所有体制,分房都不能让他感到安全。

古说话很快,就像暮黑时菜市场的菜农急于把几斤蔫菜脱手一样。摆脱了生发于家庭经济背景的自卑,他将从前的故事桩桩件件倒出来,一如他那连做梦都在控诉不满的母亲。嘭嘭嘭,屋子里响满了撞击声。

定稿前,古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和我们确定事实细节,高尽责性和易焦虑的特质显露无疑。这篇应当是我们修改次数最多的稿子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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