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国，哪些人活得最抑郁？

各色人类研究中心  2016-10-13

人们更容易认为自己看到的就是真相，这个社会对于抑郁症的很多误解，都是因此而来。

误解一：青少年更容易得抑郁症

每当我们看到一个年轻的生命因抑郁而离开这个世界，都会感到惋惜。悲痛感会使记忆在脑海中烙印得更加深刻。通过记忆的筛选，我们看到更多罹患抑郁症的年轻人。

年轻人的情绪不稳定，更自我中心，对挫折抵抗力差，更容易出现情绪问题。很多国外研究也显示，青少年阶段是抑郁症发病的高峰时期。

但在中国，抑郁症是不折不扣的“中老年疾病”。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2004-2005年度调查数据显示，40岁以上的人是抑郁症的高危人群。广西省2007年的调查显示，55-65岁和75岁以上是抑郁症发病率的两个高峰。湖南的流行病调查数据显示，35岁以上各个年龄组抑郁症的发病率都较年轻人有明显提升。

_{2014年，济南市历城区一八旬老人患抑郁跳井轻生。（图片来源：网易）}

“想不开了”、“活腻歪了”的中老年人比比皆是，抑郁已经成为他们处世哲学的一部分，没人觉得他们有病。

误解二：男性和女性的抑郁症发病率差不多

每年都有新的研究证明，女性更容易抑郁。但总有人谨慎地提出：是不是男性有抑郁症更难被诊断出来？是不是男性更难发现自己的抑郁症状？是不是抑郁症的诊断标准过于女性化？

但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证据可以推翻这一结论。这是一个无法忽视的数字：女性的患病风险至少是男性的两倍以上。从青春期开始，女性的抑郁症发病率就远远把男性甩在后面。这个差距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会越来越大。

_{上海一疑患抑郁症女性携子轻生被消防人员阻止。（图片来源：网易）}

男性和女性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，但是男性更容易出现的问题是饮酒，赌博，吸毒，不是抑郁。

误解三：都市的喧嚣让人抑郁

有人认为，随着社会发展，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精神信仰，这是抑郁症的真正根源。只有放下物质追求，远离工作压力大，生活节奏快，自然环境恶化的都市，人们的身体和心灵才能恢复活力。

这种观点也有例证，在世界头号发达国家美国，抗抑郁药已经成为各年龄段人群生活中第三大常用药品，在18-44岁人群中则是最常用药品。

很多年轻人选择“逃离北上广”。于是，处地偏僻的大理、丽江、拉萨、墨脱成为了都市青年的回炉基地和精神再造中心。

_{“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……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”已经成为了都市青年的疗伤圣经。（图片来源：电影剧照）}

不过，如果真正地离开城市，Ta们将看到并不美好的田园生活：在中国，农村才是抑郁症的高发地。

在1999年国家的健康普查中，抑郁症在乡村地区发病率要显著高于城市人口1个百分点（乡村6.1%，城市5.2%）。2009年发表在《柳叶刀》上的一项研究调查了青海、甘肃、山东、浙江四省的心理健康状况，农村地区的抑郁症患病率是城市的1.4倍。中南大学在湖南浏阳市开展的流行病调查结果显示，农业劳动者的抑郁症患病率是其他职业人群的接近2倍。广西、广东、浙江、山东等地的调查中也得到类似的结论。

事实上，想要真正搞清楚，在中国农村究竟有多少人抑郁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90%以上的农村抑郁症患者首次就诊都是在县乡镇卫生院的非精神专科。能够成功检出抑郁症的只有不到20%。

在湖南浏阳调查的295例抑郁症患者中，只有5例就诊过精神科，其中正确诊断为抑郁症并接受精神药物治疗的有3例。有255例患者从未接受过任何治疗，他们是真正沉默的大多数。

这些来自贫困落后地区的抑郁症患者，可能根本不知道抗抑郁药为何物，只能靠着残存的求生信念撞大运。有1/5的患者曾经找过巫医神汉画符，求神水，驱除魔怔；有一半以上的人在求神拜佛。研究发现，有过更多迷信求助行为的患者，更有可能得到真正的救治。因为病急乱投医，总有可能蒙到对的。要是连佛也不拜，那就真的是坐以待毙了。

_{“如果不是为了家庭和孩子，我也许早就去死了。”身患抑郁的李铭（化名）常用这句话表达对孩子的爱。（图片来源：新浪）}

为什么这些朴实的人，远离了城市的喧嚣，呼吸着纯净的空气，吃着自己种的粮食，每天拥有大量的户外时间，却依然不能摆脱抑郁？

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

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凯博文教授（Arthur Kleinman）是文革之后第一批进入中国的外国学者。他的研究笔记后来整理成书，题目为《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：现代中国的抑郁、神经衰弱和病痛》。

书中提到，“对于抑郁症来讲，还有更宏观的决定因素，人类不幸的社会根源导致了绝望、去道德化、自认失败的人格和处境”。30多年过去了，这句话依然是对的。

_{凯博文还认为：权力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平等，将特定的人群暴露在最大的社会压力之下。}

老人们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，又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；女性在婚姻、职场中遭受更多的暴力和歧视；穷苦的人因为生计困难滋生出更多的无助和绝望感。

大城市里受过高等教育的，高收入的抑郁症患者，得到了更多的曝光和关注。人们想当然的把这种病症视作“富贵病”，“时髦病”。事实上，抑郁症是身处弱势地位的人最后的呐喊。

有研究表明，亲友冲突和经济困难是造成老年人抑郁的两大重要因素，而很多亲友冲突也是由经济问题引起的。亲友冲突对老年人来讲是双重打击，不仅意味着糟糕的情绪体验，还伴随着社会资源的丧失：老年人很少主动发起新的社交关系。生病、接济子女、物价的不断上涨都在加剧着老年人的生活压力，但缺乏额外经济来源，信息滞后的他们只能手足无措的面对一切。

家庭暴力和婚姻中的压力，是女性面临的重要刺激源。四川华西医院开展的研究发现，有30%的女性在过去的一年中遭受过家庭暴力，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患上抑郁症的风险，是没有遭受过家庭暴力女性的2-3倍。在山东省的自杀人群统计当中，男性自杀者未婚人数更多，但是女性自杀者已婚的是未婚的两倍以上。除了家庭影响之外，社会对女性年龄、美貌和身材的过分要求，也会造成女性的无助、无望感。

困扰中国乡村的主要是无知和贫穷。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处顾问费立鹏医生使用1995-1999年的人口学数据，估计中国自杀率的农村城市比例为3.27。85%的自杀者生活在农村和乡镇，28%的自杀者从来没有上过学。在辽宁和山东等地农村的研究中都发现，受教育程度低是导致抑郁重要的风险因素之一。河北省的流行病调查结果，家庭收入0-5000元的人群抑郁症患病率是5000-10000元人群的3倍以上。在青岛市，收入最低的17%的人群，抑郁症患病风险是收入最高人群的将近10倍。

无知和贫穷是抑郁症的帮凶

目前科学界普遍认可抑郁症的“生理-心理-社会模型”。对于这个模型，可以这样理解：遗传造了枪，环境上了膛，负性生活事件负责扣下扳机。

一个人天生具有一定的是否容易患抑郁症的遗传倾向；这种遗传倾向在高危的成长环境中，会形成抑郁症的心理易感性；心理易感性高的个体，暴露在生活中重大的压力、刺激之下，抑郁症就可能随时爆发。

在所有的成长环境中，没有完整的接受教育是最糟糕的成长环境；在所有的生活事件中，贫穷是最持久的负性生活事件（目前来看，刺激量最大的负性生活事件应该是离异/分居，这一人群抑郁症患病率是婚姻稳定人群的5倍以上）。

加拿大的研究发现，受教育水平低的人抑郁症患病率是普通人群的1.9倍，财务困难的人群抑郁症患病率是普通人的1.7倍。2009年盖洛普在美国的调查结果，年收入少于2.4万美金的人群抑郁症比例是年收入6万以上人群的2倍。欧盟的研究发现教育水平较低大概会提高20%-40%的抑郁症患病可能。

教育和收入原本就是两个互相关联的因素。农村教育行动计划（REAP）在中国贫困农村地区就学生入学问题开展了8次大规模的调查，追踪了近2.5万个学生。结果显示，2013年，贫困农村地区37%的人完成高中阶段的学习。而城市学生基本超过90%。

_{REAP是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、斯坦福大学Freeman Spogli国际问题研究所、西北大学社会经济发展（西安）发起的一个旨在改善中国农村儿童健康与教育现状的科学团队。}

父母的收入、社会地位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能够付出的教育投入，而子女所接受到的教育水平，和他的能力、技能以及社会网络相关，又会在未来影响到他的收入和社会地位。

受过教育的人，在面对压力和抑郁时，有更多的可以调动的社会资源，他们更了解如何求助，帮助自己走出困境。针对贫困大学生的研究发现，即使面对同样的学业、同伴压力，贫困者主观感受到的压力感也更强。

既没有应对资源，又需要承受更大压力的穷人，天性中的乐观坚韧是他们对抗抑郁最大的力量。

“这里没有老年人正常死亡”

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广州、成都，这些大城市的抑郁症患者是幸运的，他们可以去大医院精神专科进行诊断，及时接受治疗。他们的收入也能够负担的起一定的治疗费用。这些城市可能并不是全国抑郁症患者最多的地方，但是它们消耗了全国数量最多的抗抑郁药。

在中国，抑郁症治疗主要依赖洋药。销售额最高的是帕罗西汀，2013年，医药巨头葛兰素史克的“赛乐特”霸占了这类药物82.5%的市场份额，处于绝对领先地位。而另一常用药舍曲林则有88.7%的市场份额被全球最大的药品制造商辉瑞制药收入囊中。

即使选用最便宜的抗抑郁药物，一天1粒，也需要10元钱的开销，如果连续用药一年（抑郁症用药需要坚持服用1-2年），需要花费3600元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，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只有10000元左右，单单用药就是一笔不小的负担。

当然，药物远远无法体现抑郁症的昂贵。医疗支出只是抑郁症患者支出的一小部分。重度的抑郁症患者根本无法参与生产劳动赚取收入，还需要有专人的陪护照料。复旦大学的调查发现，上海市的抑郁症患者年经济负担占其家庭总收入的40%-50%。

对于很多农村的家庭而言，少了一个劳动力，多了一个吃白饭的，这样的家庭将会很快被经济压力拖垮。然而人们通常不愿意去接济一个抑郁症患者，因为“TA明明可以干活的”，“要说有病，一定就是懒病”。经济压力会增加抑郁症患者的自责感和愧疚感，让他们更快的结束自己的生命。

大连医科大学贾树华教授在大连庄河农村进行了十几年的自杀研究，结论让人揪心：“中国大部分自杀者都不想死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自杀往往是被动的，只是他们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。中国农民要面对很多难以抗拒的社会问题，土地流转、房屋拆迁、移民、夫妻感情……一旦不能公平合理地解决，他们往往会以自杀和压抑来抗争。”

_{2008年，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的刘燕舞在湖北省京山县进行田野调查。当问到村里有没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现象时，得到最多的回答是：“我们这里就没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。”（图片来源：网络）}

抑郁症的遗传因素

抑郁症受先天的影响约为50%。天生的抑郁倾向与很多神经递质的代谢过程有关。

BDNF基因编码一种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，可以帮助神经元的生长和修复，rs6265基因携带T的个体对抑郁有更好的抵抗能力。

“下丘脑-垂体-肾上腺”轴（HPA轴）的激素分泌，与人们对于压力的反应有关，长时间过激的压力反应可能会导致抑郁。CRHR1基因编码肾上腺激素释放激素的受体，FKBP5基因与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分泌有关，这两个基因都与会影响到HPA轴的活动。CRHR1基因rs110402位点携带G型，FKBP5基因rs1360780位点携带T型的个体，如果遇到糟糕的环境，会有更高的抑郁风险。

抑郁症患者通常5-羟色胺（5-HT）神经系统活动低下，5-HT再回收抑制剂是一种常用的抑郁药物，可以增加突触间5-HT的活动。5HTR1A基因编码5-HT的一种受体，TPH2基因编码5-HT合成过程中的一种限速酶，这两个基因都会影响到这种神经递质的活动。5HTR1A基因rs6295位点携带C的个体，TPH2基因rs7305115位点携带G的个体，有更高的患抑郁症风险。

多巴胺系统的活动也与抑郁症有关，SLC6A3基因控制一种多巴胺转运体的编码，rs40184位点携带T基因的人更有可能抑郁。COMT基因会影响多巴胺等神经递质的降解过程，rs4680位点携带G的个体更易抑郁。

抑郁症是一种典型的先天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疾病。即使先天存在一定的抑郁风险，如果能有一个顺利幸福的成长环境，也会大大降低患病的几率。同样的，人们也乐于听到那些出身贫苦，靠天生乐观和坚韧完成“逆袭”的故事。

你是天生多愁善感的人吗？

参考文献

_{抑郁症的影响因素：}

_{Phillips, M. R., Yang, G., Zhang, Y., Wang, L.,Ji, H., & Zhou, M. (2002). Risk factors for suicide in China: a nationalcase-control psychological autopsy study. The Lancet, 360(9347),1728-1736.}

_{Wang, K., Lu, H., Cheung, E. F., Neumann, D. L., Shum, D. H.,& Chan, R. C. (2016). “Female Preponderance” of Depression in Non-clinical Populations: A Meta-Analytic Study. Frontiers in Psychology, 7,1398.}

_{Wang, J. L., Schmitz, N., & Dewa, C. S.(2010).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the risk of major depression: the CanadianNational Population Health Survey. Journal of epidemiology and community health, 64(5),447-452.}

_{Ladin, K. (2008). Risk of late-life depression across 10 European Union countries: deconstructing the education effect. Journal of Aging and Health.}

_{中国抑郁症流行病调查数据：}

_{桂立辉,肖水源, 周亮, 刘慧铭, 刘庆武. (2009).浏阳市农村抑郁症患病影响因素分析.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,(5), 642-644.}

_{韦波,陈强, 潘润德, 冯启明, 陈秋明, 黄国光, …, 唐海宁.(2011). 广西壮族自治区居民重性抑郁症流行病学调查.中国公共卫生,27(4), 399-401.}

_{崔春青,陈红梅, 刘翠欣, 张亚红, 屈建新, 于慧静. (2009).河北省抑郁症的流行病学调查.临床精神医学杂志,19(2), 94-96.}

_{胡斌,卢小勇, 魏波, 陈宪生, 涂远亮, 余雪虎, …, 邹圣军.(2003). 江西省抑郁症患病率的流行病学调查.中华精神科杂志,36(4), 242-245.}

_{王圣海,逄淑涛, 王冠军, 王春霞, 董继承, 孔伶俐, 张永东. (2011).青岛市城乡居民抑郁症患病率及其影响因素调查.精神医学杂志,24(6), 417-420.}

_{抑郁基因：}

_{Gatt, J. M., Nemeroff, C. B., Dobson-Stone,C., Paul, R. H., Bryant, R. a, Schofield, P. R., … Williams, L. M. (2009).Interactions between BDNF Val66Met polymorphism and early life stress predictbrain and arousal pathways to syndromal depression and anxiety. Molecular Psychiatry, 14(7), 681–695.}

_{Tozzi, L., Carballedo, A., Wetterling, F.,McCarthy, H., O’Keane, V., Gill, M., … Frodl, T. (2015).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of the FKBP5 Gene and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s Predictors of Structural Changes in Brain Areas Involved in Emotional Processing in Depression. Neuropsychopharmacology,(May).}

_{Mekli, K., Payton, A., Miyajima, F., Platt,H., Thomas, E., Downey,. (2011). The HTR1A and HTR1B receptor genes influence stress-related information processing. European Neuropsychopharmacology, 21(1), 129–139.}

_{Detainees, J. (2008). Association BetweenPolymorphisms in the Dopamine Transporter Gene and Depression. Psychological Science, 19(1), 62–69.}

_{Caspi, A., Sugden, K., Moffitt, T. E.,Taylor, A., Craig, I. W., Harrington, H., … Poulton, R. (2003). Influence oflife stress on depression: moderation by a polymorphism in the 5-HTT gene. Science (New York, N.Y.), 301(5631),386–389.}

_{Kim, J. M., Stewart, R., Kim, S. W., Yang,S. J., Shin, I. S., Kim, Y. H., & Yoon, J. S. (2007). Interactions BetweenLife Stressors and Susceptibility Genes (5-HTTLPR and BDNF) on Depression in Korean Elders. Biological Psychiatry, 62(5),423–428.}

_{Ke, L., Qi, Z. Y., Ping, Y., & Ren, C.Y. (2006). Effect of SNP at position 40237 in exon 7 of the TPH2 gene onsusceptibility to suicide. Brain Research, 1122(1), 24–26.}